一切始于网球。在多伦多草地网球俱乐部成立之初的1876年——即加拿大联邦成立后九年——这里是多伦多人热爱运动的场所。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到了1913年，俱乐部从前街迁移到了罗斯代尔的普莱斯街尽头的铁门墙内，成为了加拿大网球的中心。道格·菲尔波特在1921年这里参加了他的首次比赛。随着俱乐部名声的增加，它陆续接待了阿瑟·阿什、吉米·康纳斯、比约恩·博尔格和克里斯·埃弗特。自那以后，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安迪·罗迪克和塞雷娜·威廉姆斯都曾访问过这里。
尽管是私人俱乐部，草地一直保持朴素无华，这是有意为之。这里没有闪耀的装饰，也没有光彩照人的地方。红土球场虽然一尘不染，但俱乐部内部的地毯破旧，家具不配套，健身房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无比。酒吧位于壁球场旁，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汗臭味。
对于那些家族世代为会员的家庭来说，这种磨损的品质是其独特魅力的一部分。草地就像一个小木屋，吸引人的是那片原始的湖泊，而不是简陋的小屋。一位会员将其比作旧拖鞋：看起来不怎么样，但穿着却很舒适。
长时间以来，草地的会费也很实惠。在1970年代，入会费仅为125加币。一旦成为会员，会籍就像家传的纯银茶具一样世代相传。当然，也有一些极其富有的会员，如Tricon Residential的首席执行官加里·伯曼及其妻子索尼娅；伊顿家族；前罗杰斯公司首席执行官纳迪尔·穆罕默德；安森基金创始人莫兹·卡萨姆；以及亚历克斯和加伦·韦斯顿。还有一些当地名人，如《鲨鱼坦克》的凯文·奥利里及其妻子琳达，以及杰西卡和本·穆鲁尼。但草地的其他会员大多是上中产阶级——会计师、企业家、医生和律师，他们富裕但不是超级富豪，乐于打几场球，吃个自带的三明治，洗个澡然后回办公室。
会员们喜欢通过对比来定义俱乐部的特色。具体来说，就是与花岗岩俱乐部、板球俱乐部或罗斯代尔谷俱乐部不同，那些俱乐部拥有顶尖的设施和相应的高价。如一位会员在多伦多草地的调查中所说：“俱乐部的独特魅力对人们有效。我们不想过于奢华或昂贵……我们并不渴望拥有花岗岩俱乐部那样的设施——如果你想要那样的，就去加入花岗岩俱乐部吧。”另一位会员则更为简洁：“这里永远不会变成板球或花岗岩俱乐部。我们也不希望它成为那样。”
但是，罗斯代尔的变化已经在进行中。这个绿意盎然的中城区域，距离布兰克索姆学院仅几步之遥，开车到上加拿大学院只需十分钟，是一个安全、独家且繁荣的社区。它对多伦多新兴的有钱阶层极具吸引力，这推高了房地产的成本，甚至超过了城市中通常的高价。1980年，罗斯代尔一栋独立住宅的售价约为25万加币。如今，它的价值超过300万加币，任何无法经得起数百万加币翻新的房产都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矗立的自我象征性建筑。
对于新来的罗斯代尔人来说，成为草地会员几乎是必须的。一位会员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住在罗斯代尔却不是草地会员，你真的住在那里吗？”许多新会员寻求的是会员身份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但他们从未真正拿起过网球拍。俱乐部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并对此进行了评判：“我们是罗斯代尔的网球俱乐部，还是一个可以打网球的罗斯代尔俱乐部？”一位会员这样说。
讽刺是双向的。许多新会员对他们听说过的俱乐部破旧的状态感到震惊。一位会员在一系列调查中说：“是的，我们爱这个地方，但真的吗？这就是顶级网球俱乐部？你带人来这里，他们会说‘真的吗？’”这些人并不是在要求奢华，但难道就没有人能解决那些坏掉的淋浴设施吗？或者排水系统散发出的泥泞恶臭呢？还有渗水、霉菌和剥落的油漆怎么办？
俱乐部首次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是在2014年。管理层表示，他们可以修复一切，甚至更多。他们可以启动一个雄心勃勃的多年资本项目，旨在彻底现代化一切设施。这不仅仅是小修小补，更像是一次彻底的重建手术。那个无华而熟悉的草地俱乐部可以被夷为平地，换上一座全新的闪亮建筑。但这需要大幅提高会费，过去及其代表的一切将化为乌有。
这就是麻烦的开始。 对于大规模翻新的想法，老会员的反应极其激烈，以至于管理层不敢将其提交给股东投票。相反，俱乐部选择进行小修小补，并推迟了大型计划。四年后的2018年，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新的总经理，他将带领会员迈向崭新的未来。大卫·梅恩曾是安大略省多家高尔夫俱乐部的职业选手和高管。他个子高，衣着得体，头顶光洁，留着整齐的胡须，看上去非常符合这一角色。但对于许多资深会员来说，他缺乏网球背景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他是个高尔夫人，”一位会员不以为然地说。“他并不受欢迎，”另一位会员说。
梅恩推出了一份精致的小酒馆菜单——包括那些有争议的墨西哥卷饼——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当有设施损坏而未修复时，一些会员便会抱怨俱乐部的惯性文化。到了2021年，董事会决定再次尝试，他们认为长远来看，小修小补的成本比全面翻新更高。
董事会发布了一份请求提案书(RFP)，并在2022年聘请了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夫妻建筑事务所Williamson Williamson。他们还保留了一家名为GGA Partners的公司，即全球高尔夫顾问，这进一步激怒了优先考虑网球的会员。在那一年的7月，GGA向草地的2316名会员发送了一份调查，征询他们对翻新规模的意见。最便宜的选项是碎片化翻新，费用至少需要2700万加币；两个中等方案的估计成本在3900万到7900万加币之间。最昂贵的选项是彻底拆除后重建一个新的会所，并扩展辅助空间，费用可能高达1.16亿加币。为支付这些选项的费用，会增加会费和对所有会员征收特别税。这是回到2014年的对峙，但这次董事会的态度似乎更为坚决。变革即将来到草地；唯一的问题是变革将有多彻底。
草地的领导层希望启动一个多年的资本项目，旨在彻底现代化一切。调查结果显示了大家早已知道的情况。年长的会员要么不希望有任何改变，要么只希望做些小调整。而年轻的新会员则更渴望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工程，GGA称之为“一代人的项目”。该公司后来提供了一份书面分析，其中包含了以下不合时宜的言论：“这符合私人俱乐部中常见的情况，因为更年长的会员不会意识到‘世代性’改造的好处。”首先是俱乐部为老会员们不想要的重建额外收费，现在又有一群高价的高尔夫顾问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就会死得太快，无法享受这些改造。
一小部分坚定的反对派形成了一个联盟，自称为“关注会员”。公敌之一就是总经理大卫·梅恩。虽然一些支持重建的会员向我描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专业人士，但一个“关注会员”将他比作犹大。“他太糟糕了，”她说。
“关注会员”还将董事会主席迈克尔·哈特里克视为目标。哈特里克是一名律师，难以归类：他既是长期会员，又支持雄心勃勃的重建。然而，他亲历了之前的失败尝试，知道前路坎坷。对他有利的是，按照历史上的规定，俱乐部的重大资本项目只需超过50%加一票的多数即可通过。
为了平息不安并争取一些反对者的支持，多伦多草地俱乐部的领导层启动了他们所称的“倾听会议”，并通过虚拟的“倾听亭”设置，会员们可以通过视频、音频或文本提交他们的见证。如果反馈揭示了什么，那就是没有人感到满意。一些会员抱怨这个过程进行得太快。其他人则抱怨太慢。一些年长者对年轻一代的权利要求和苛求态度感到恼火。同时，许多会员对陈旧的老派保守派不屑一顾，他们回应了早期调查中提出的担忧：“我们不能只问那些‘脾气暴躁的老人’，因为他们不是未来——未来是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辈的家庭和年轻人。”一位会员说，“我们必须不断发展……否则我们的俱乐部会衰退。”
感觉到可能会出现混乱的潜在威胁，董事会在2022年9月召集了一次市政厅会议。罗斯林·豪瑟，一位专门从事市政法和土地开发的Goodmans律师，在会上就分区和许可问题进行了介绍；资本开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托德·科万讨论了融资问题；而参与寻找建筑事务所搜索委员会的建筑师玛丽安·麦肯纳提交了一段视频声明，支持Williamson Williamson事务所。她表示现在是时候停止“对现有设施涂抹口红”。
随着会议的进行，会场内的紧张气氛明显升温。在某一刻，哈特里克走上讲台试图平息风波。他承诺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也没有即将进行投票。“我们想达成共识，”他说。坚决反对重建的会员罗伯·博丹站起来，激烈地建议修改俱乐部章程，提高批准门槛，这一提议得到了掌声。在人群的能量支持下，他继续发言，指责GGA在调查中的措词方式倾向于引导会员支持更昂贵的选项。再次赢得掌声。
最终，俱乐部会员提交了一项修改章程的请求：任何预算超过1000万加币的资本项目应至少需要55%的投票批准。哈特里克以外交手腕将此事提交给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拒绝了这一提议。
尽管尝试建立共识，梅恩、哈特里克和规划委员会并没有比他们的前任取得更多的进展。更糟糕的是，反对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加剧风险的是，草地俱乐部多年来一直在节省开支，会费过低以至于无法覆盖修理费用，导致财务混乱。在这方面，草地并不独特。根据2023年私人俱乐部咨询公司Club Benchmarking的一份报告，北美各俱乐部的45%的董事会成员和37%的经理表示，他们的俱乐部要么没有正在进行的长期财务计划，要么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计划。报告指出，俱乐部往往只是“将问题踢向前一程”，让资产持续恶化。
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草地手头只有150万加币现金，这远远不足以支持任何类型的资本项目。俱乐部每年的收入大约有1200万加币——来自会员会费、会所服务以及餐饮销售——但有时候运营开销甚至超过这个数额。例如，2022年，俱乐部仅在餐饮项目上就亏损了120万加币。为了支撑财务，处于类似情况的俱乐部经常寻求招募新会员。一次性入会费用高达数万加币，在支撑俱乐部财务中起到了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这为管理层带来了一种走钢丝的挑战：更新设施吸引支付大笔费用的新会员，但这样做又可能激怒老会员。
多伦多的许多老牌私人俱乐部已经开始对其设施进行大规模翻新，以吸引新会员。花岗岩俱乐部（拥有一个配备可收缩屋顶的大型水上设施和符合比赛标准的游泳池）、大道俱乐部（新增了配有羽毛球设施、水疗中心、运动治疗室和海滨休息区的新翼楼）、国家俱乐部（餐饮设施、商务中心和过夜住宿设施）以及约克俱乐部（进行了价值1700万加币的翻新，包括新的酒吧、厨房和花园空间）都是如此。
共识建立并非总能奏效。里士满山的顶峰高尔夫俱乐部，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由建筑师伊甸·史密斯设计的俱乐部，在聘请了外部顾问和建筑师提出一项重大翻新计划后，最终不得不缩减计划以获得会员批准。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大学俱乐部考虑了在其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大学大道顶部建造公寓的提案。这些资金将用于更新设施，但会员们拒绝了。“他们觉得会失去的东西比他们在俱乐部对他们重要的方面能获得的更多，”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我。
对于草地俱乐部的会员来说，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失去，尤其是金钱。多年来，俱乐部的入会费一直稳定在30,000加币，年费每年仅增加两个百分点。但在2023年3月，哈特里克给会员发邮件解释说，董事会最近发现他们忽略了收取用于支持设施持续维护的资本会费，这个疏忽必须得到纠正。从那个秋季开始，每位资深会员将不得不额外支付每年840加币用于持续维护。
愤怒和怀疑随之爆发。长期会员丹·雷斯勒和重建计划的批评者怀疑这种费用突然增加与重建计划之间存在联系。“这里没有巧合，”他写给其他七名会员。“俱乐部无法为宏伟计划获得融资，所以这就是解决方案。”
这个想法得到了认同。“他们假装这只是常规发展，这是不诚实的，”另一名会员在邮件中写道。“这绝对与重建有关。”该群体质疑增加会费的合法性，迫使俱乐部聘请外部法律顾问处理这一问题。
更多不受欢迎的消息是：会员得知，如果重建计划获批，俱乐部还将征收特别评估费。30至69岁的资深个人会员将被收取960加币。除了特别评估费外，资深会员现在还需要支付每年840加币的资本会费、290加币的服务费、标准的每年至少320加币的食品饮料最低消费额，加上常规的运营会费，这些费用将增加9%。在四月的一个市政厅会议上，一位名叫比夫·诺里斯的会员变得激动起来。他告诉人群，总体上，他将支付的费用比去年多40%。加上夏季和冬季的网球费用，资深会员一年的费用将达到7800加币。（相比之下，花岗岩俱乐部的资深会员税后大约支付6800加币。）对于一个有两个20多岁孩子的四口之家，所有人都打网球，草地的年费将上涨到将近25,000加币。
一些人担心，如果重建计划继续进行，他们需要支付增加的费用，而此时俱乐部将处于施工状态：会所将无法使用，游泳池将关闭，部分球场也将停用长达两年。作为和解，管理层表示他们将引入便携式厕所和一辆食品车，这更加激怒了他们的对手。
然而，许多会员对此看法不同：他们对这股势头感到兴奋。尽管受到“关注会员”干扰，他们仍看到了事情的进展，这些会员在他们看来已经脱节且小气——正如一位会员所描述的那样，“深口袋，短手臂”的人群。更糟的是，他们要为这整个混乱负责。如果维护没有被这么长时间推迟，如果有意愿——在某些情况下，是财务能力——去支付必要的维修费用，并接受会费需要增加，那么会所就不需要被拆除。“不幸的是，他们加入了一个他们无法负担的俱乐部，”一位会员告诉我。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新会员站起来表示支持重建，声称现在处于中年的大多数股东肯定已经还清了他们的抵押贷款，可以承担费用的增加。这种粗鲁的假设，对许多老会员来说，感觉像是对曾经塑造草地特色的朴素精神的背叛。
到了八月，有了新的消息。建筑师们有激动人心的展示要分享，包括新会所的效果图：一座由Snøhetta风格设计的、有着通风、光线充足的咖啡空间和优雅的类似水疗的更衣室的木条建筑。他们将不得不拆除历史建筑并迁移游泳池，但这将改善餐厅、更衣室和休息室；增加更多的户外座位；将儿童节目从阴冷的地下室搬出；并为未来的扩建留出空间，包括皮克球场。（演示中还附加了两个其他选项，翻新或修复，但演讲者有效地驳回了它们。）
大规模重建的价格标签现在是8000万加币，这将需要30年来偿还。梅恩后来通过电邮支持这一想法。“这种全面的方法确保了俱乐部的长期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并为未来做好准备，”他写道。草地未来的愿景显然已定，但只有通过投票才能确认。
投票箱计划在2023年11月底开放，随着大日子的临近，“关注会员”愤怒不已。他们担心重建计划的风险：如果他们关闭会所、游泳池和部分球场数年，谁还会想加入？会员数量将会下降。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吗？管理层了解到，这不是损失，而是一个机会。根据项目的总体规划，俱乐部预计在建设期间会有高达10%的会员流失。但新会员将支付大约40,000加币的入会费——增加了33%——这将意味着总体上的财务收益：与旧的告别，迎接新的开始。
四月，尽管遭受打击但并未被打败的“关注会员”向全体会员发送了一封标题为“冒险我们的未来”的电子邮件。他们坚称，当前的投票门槛是不负责任的，与重建相关的成本对长期会员及其家庭缺乏同情心。“我们的俱乐部与大多数俱乐部不同，我们拥有许多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的家庭成员……如果这些年轻人在30岁时负担不起会费，就不会有世代延续。”他们提出了最后的建议：一个成本为2920万加币的较为适度的翻新计划——类似于2022年提出的那个——这将持续13到16个月，干扰最小，并且只需六年时间就能偿还完毕。
感觉到可能会输掉信息战，董事会印制了标题为“重建的神话与事实”的传单，并在俱乐部周围张贴。几乎立即，有几份被涂鸦了——很容易猜到是哪个团体干的（“关注会员”现在超过了500人）——上面写着“这是谎言”、“代价是什么？”和“再加两年”。
到了六月，紧张情绪达到了新高。会员之间有冷嘲热讽和挑剔的眼神。为了避开重建问题的对立方，一些会员甚至改变了座位。一些会员感到厌烦并彻底辞退了。有一天，俱乐部内传出两位老年女性发生推搡事件的消息。这种细节被我多次听到，带着尴尬的笑声——这种行为与草地的本性不符。
在报道这个故事时，我采访了将近两打的现任和前任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热衷于分享他们的看法，但都要求匿名，很多人引用了一项章程，即“俱乐部活动不得向非会员透露。”一些人担心因玷污俱乐部的名誉而被开除，多人告诉我他们担心来自董事会的报复。我请求采访梅恩和哈特里克，但他们拒绝了。他们也拒绝了我参观俱乐部的请求。
但我还是进去了。一个异常炎热的五月天，我穿过前门去见迈克·哈泽尔，一个健谈的长期会员，他的家就在草地的后面。游泳池里充满了尖叫的孩子们，网球场上挤满了身穿规定白装的单打和双打选手。L形的阳台下有漂亮的绿白条纹遮阳篷，座无虚席，所以我坐在场边的一个临时平台上，旁边坐的人我几乎可以肯定是盖迪·李。从外面看，整个地方都有一种怀旧的黄金时代的马斯科卡湖区氛围。然而，内部则是另一番景象。俱乐部内部被尴尬地划分为一些小房间。一个洗衣房就在大厅旁边占据了黄金地段。大的二楼空间昏暗且未得到充分利用。整体美学更像是过时的假日酒店快捷，而不是时髦的罗斯代尔网球俱乐部。
哈泽尔是一位刚满70岁、最近从中风中恢复过来并重返网球场的职业管理顾问。他支持重建，希望它能提高建筑的可访问性，并且天性乐观。哈泽尔不怕草地的冲突。当我们一起坐在炎炎烈日下——我吃着考布沙拉，他吃着烤奶酪三明治——他不断邀请反重建的会员加入我们的桌子。
反重建的团体抵制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派对，这曾是年度的关键社交事件。据报道，支持重建的会员举杯庆祝他们自己的胜利。当他介绍我时，会员们的脸上会闪过一丝认出和焦虑的表情。尽管表面上看似和谐，但很明显深层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每个人都谨慎地保持警惕。坚决反对资本会费征收的罗布·博丹听了我们的讨论，但没说太多话。哈泽尔向我介绍了另一位会员，他要求我不要记录他的名字。另一位刚从球场上来的路人，罗纳德·哈特纳，自1967年以来就是会员，现年77岁的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财富管理者，开玩笑说在他这个年纪，他甚至不买绿色香蕉。但他的幽默背后有种悲伤。他热爱草地，并显然对其可能成为他余生的建筑工地感到沮丧。哈特纳的父亲是三次安大略青少年网球冠军，因为是犹太人而被草地拒之门外。但哈特纳年轻时加入了俱乐部，他的女儿在休息室举行了她的成人礼。这不仅仅是一个打网球的地方；这是他家族历史的重要部分。
哈泽尔礼貌地倾听，表示同情但并未被说服。他说，你不能阻止进步。“如果你站着不动，你就是在倒退。”哈泽尔信任董事会——毕竟他们是由会员选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并认为应该允许他们继续他们的工作。哈泽尔说得越多，哈特纳看起来越沮丧。我见证了一个缩影：两位草地会员，每个人代表着完全对立的观点，相隔一米，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
哈特纳认为重建计划缺乏透明度和具体细节，但他拒绝了哈泽尔关于讨论俱乐部管理结构的邀请。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他的争论不是技术性的；它们是情感性的。草地已经是他和他的家庭近六十年的家了，他担心这一切都可能消失。
另一位长期会员、圣迈克尔医院的心脏病专家保罗·多利安告诉我，通常来说，像草地这样的私人俱乐部的会员习惯于得到他们想要的。他说：“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习惯于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因此，放弃控制是一个挑战。这也关乎潜在的地位损失和财富性质的变化。“他们担心他们的孩子将来可能负担不起在这里打网球，”另一位长期会员、财富管理者唐·里奇说。“嗯，他们可能也买不起萨默希尔的房子。”
随着2023年11月投票日的临近，俱乐部似乎处于紧张状态，每个人都担心噩梦般的情景：平分秋色，使草地直接一分为二。为了避免这种结果，董事会授权开展电子邮件和电话呼叫活动——一位会员将其称为“不停歇”的——试图引导投票走向肯定。草地儿童俱乐部的员工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继续让他们的孩子在阴暗的地下室度过每一分钟，简直等同于“虐待儿童”。
即使是持中立态度的会员也被卷入了冲突。特雷弗·伯恩是草地的会员已经十多年了，自疫情以来他几乎没有使用俱乐部设施，对提议的重建持中立态度，乐于置身事外。直到，他对俱乐部不断的宣传活动感到烦恼，他认为这不过是宣传。他说：“如果他们在建设的利弊上更加公正，我可能根本不会投票。”因为他们似乎有些过于强硬，他投了反对票。
超过84%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结果是灾难性的。支持重建的恰好占50.3%，而反对的占49.7%。差距非常小——仅九票之差——但已足够。管理层的一封电子邮件确认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支持重建的通常是59岁或以下、任期不超过19年的会员；反对的则是60岁或以上、任期20年以上的会员。
在草地慈善筹款活动之后，一群人前往位于Yonge街的一家酒吧，两位在重建问题上持相反观点的男士开始争论，然后尴尬地扭打起来，彼此都打出了有力的一击。
尽管“关注会员”反对，但他们现在必须接受重建计划，而那些投了赞成票的会员则必须拉着俱乐部的一半成员前进，承担这一重大承诺。12月2日，董事会发出的电子邮件尝试进行积极的宣传，称“看到会员在讨论和决策我们俱乐部设施的未来中扮演积极角色令人振奋。”但伯恩并不买账。“这是民主，但不会让情况变得更好，”他说。
几周后，反重建团体抵制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派对，这曾是年度的关键社交活动。据报道，支持重建的会员举杯庆祝。几天后，12月会员新闻电子邮件发送。邮件底部提醒了辞职的截止日期。
尽管输掉了这场微弱的胜利，“关注会员”仍然坚定不移。今年三月，一位会员紧急通知市遗产规划部门俱乐部计划拆除两栋维多利亚式的半独立式住宅，希望这种拆除会违反保护规则；一位规划师回应说，这些建筑没有遗产指定。五月，在下一次大会上，“关注会员”推出了四名候选人试图转变董事会的态度，但四人全部落选。他们保留了最后的选项：起诉董事会忽视他们的受托责任，至少有一名会员正在考虑这一策略。
一些“关注会员”告诉我，正如他们担心的，投票后俱乐部的候补名单有所下降，但实际上，在消息传出后，候补名单从254增加到了272。而这些新会员，按计划，将支付更高的入会费，即40,000加币。似乎是为了反击反对派，董事会发出了一份通讯，指出“关注会员”使俱乐部在法律咨询上花费了超过230,000加币，以应对他们的投诉和对治理的挑战。
投票结束了，但斗争尚未结束。六月，在一年一度的双打活动筹款后，一群人前往Yonge街附近的一家酒吧。两位在重建问题上持相反观点的男士，一位是特许会计师，另一位是律师兼董事会成员，开始讨论新的壁球场计划。讨论很快变成了争论，他们移至酒吧的一个角落私下谈话。接着，局势变得敌对。由于积压数月的怨恨，他们开始尴尬地扭打起来，彼此都打出了有力的一击。
两人最终和解，但打斗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不久之后，草地的新任主席，曾是Sun Life的前副总裁、在五月接替哈特里克的莫琳·舍楚克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暗指这一事件，并恳求会员保持文明。“随着俱乐部的发展，”她写道，“让我们努力保持在我们的观点上团结一致。”
可以理解的是，反对重建的会员担心社交裂痕是永久性的，担心俱乐部将无法恢复到曾经的团结和欢迎的状态。他们感到越来越被边缘化，并认为董事会几乎没有采取措施来解决甚至承认他们的担忧。“对很多热爱网球的会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一位会员告诉我。“我们甚至没有被邀请参与讨论。他们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他们不在乎我们的感受。这更糟糕。”
这种沉默可能至少部分可以解释为：戴维·梅恩在五月离开了俱乐部。经历了六年的动荡，这位高尔夫人现在回到了高尔夫界。他的新雇主，兰普顿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刚刚成功批准了一个会所翻新计划，这可能在他的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草地聘请了一家执行搜索公司来寻找梅恩的接替者。在职位描述的“关键属性”下，有几个要点讲述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故事：“作为一个可见的、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值得信赖的、有抱负的领导者……理解多代俱乐部的动态”；“能够团结会员”；“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说不，而不会疏远会员或员工。”
祝你好运。正如丹·雷斯勒所说：“我们期待着见到他的接替者。带着乐观。”
文章来自：TorontoLife，版权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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