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伦多繁忙的街头，外卖员骑着电动车穿梭不息，为城市的现代生活提供便利。然而，这些外卖员的收入和工作条件却深陷算法驱动的困局，远低于外界的预期。近期，一位亲身经历六周外卖工作的Uber Eats骑手揭示了行业背后的严酷现实。
外卖员收入低到惊人
这位外卖员在六周内花费了140小时22分钟在线，但真正的有偿工作时间仅为15小时49分钟，即接单和送餐时间。这期间，他完成了56个订单，总收入仅为243.82加元，外加小费73加元，总计316.82加元。换算下来，他的时薪仅为1.74加元，远低于安大略省的最低时薪17.20加元。
Uber对这一数据表示质疑，声称其平台上骑手的平均时薪为33.35加元（仅计算有偿工作时间）。但根据骑手的实际经历，即使以“有偿工作时间”计算，他的时薪也仅为15.41加元，依然低于法定最低工资。
平台算法坑太多
这位骑手在工作中发现，外卖平台的算法似乎将骑手变成了一场无规则游戏的玩家。以下是一些具体现象：
热点区域随时变化：骑手被指引到所谓的“高需求”区域等待订单，但热点区域往往在骑手到达时消失，出现在另一个地方，迫使骑手在城市中四处奔波。
周四下午正是送货的高峰时间，但这位骑手却已经三个多小时没有收到任何订单了。他甚至怀疑自己的APP出问题了！
竞争激烈：骑手之间的订单竞争非常激烈。在高峰时段，骑手密集聚集在“热门区域”，导致长时间等待却没有订单。
接单方式复杂化：在后期，平台引入了“匹配”机制，骑手不再直接接单，而是要申请与订单匹配，系统再决定是否将订单分配给该骑手。
收入不透明：平台使用算法动态调整骑手的收入。例如，两位骑手同时接到相同的订单，但收入可能不同。数据显示，同样的一单，有人收到6.81加元，另一个人则仅收到6.18加元，差距接近10%。
在过去的几年里，疫情推动了外卖行业的繁荣，但也导致了骑手数量的激增。数据显示，2023年，加拿大通过外卖平台工作的骑手人数增长了46%，其中近60%是新移民。他们因为语言障碍或工作机会有限，往往选择低门槛的外卖工作。
许多骑手表示，订单稀缺让他们不得不接受低薪订单。一位来自印度的28岁骑手表示，他为了支付MBA学费，每天在多个平台工作8小时，但一天的收入甚至不到10加元。
此外，平台的算法不仅影响骑手的收入，还决定了谁能接到订单。这种“算法歧视”被学者批评为“不公平劳动分配”，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不平等。
Uber声称，其平台为骑手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方式”，并在接单前向骑手提供订单的预估收入。然而，这种灵活性被批评为“假象”。骑手实际上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工作环境中，难以预测收入。
平台的算法还通过“动态定价”机制调整骑手的收入。专家指出，这种机制表面上是为了优化订单分配，但实际上可能让骑手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
政府出台政策推进行业改革
面对外卖行业的种种问题，安大略省计划在2025年夏季实施《数字平台工人权利法案》，要求平台提供工资计算透明度，并保障骑手的最低工资。但该法案仅适用于“有偿工作时间”，对“等待时间”的保障仍存争议。
与此同时，纽约等城市已经采取措施，通过立法保障骑手的最低收入。例如，纽约为骑手设置了明确的收入底线，并限制外卖平台过度招募骑手。
在多伦多，市政府也在讨论限制网约车和外卖骑手数量，以缓解交通压力和劳动市场的过度竞争。
六周的外卖体验揭露了这一行业的核心问题：算法主导的工作模式使骑手成为高度被动的劳动者，收入和工作条件难以保障。在追逐订单的过程中，骑手不仅面临低收入的困境，还承受着精神压力和职业不稳定的威胁。
外卖平台带来的便利无可否认，但如何平衡企业利益与骑手权益，是社会和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如果改革滞后，骑手可能永远无法摆脱这种“被算法支配的生活”。
来源：thestar 封面： postcardtrip from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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